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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乐观的富足

2020年07月24日 来源:http://www.sb88msc.com

理性乐观的富足

来自马来西亚,现居风城。兴趣广泛的生物学家,研究工作之余,嗜好读读书、看看戏、写写作、骑骑车、踏踏青、逗逗猫。

这本《富足:解决人类生存难题的重大科技创新》(Abundance: 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建议和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麦特.瑞德里(Matt Ridley)的新书《世界,没你想的那幺糟:达尔文也喊Yes的乐观演化》(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交换原文标题,因为后者讲的是人类为何和如何过着现在富足的生活,而前者却才真正地对未来充满理性的乐观。

《富足》的作者是科技公司创业家兼慈善家戴曼迪斯(Peter H. Diamandis)及得奖科学作家科特勒(Steven Kotler)在书中网罗当今最新的科技资讯。他们试图回答,在充满挑战性的未来,我们还能过着更好的生活吗?他们认为大有可能,而科技慈善家、DIY创新人士、窜起中的数十亿人是促成未来富足的三大主力。戴曼迪斯上过几次TED宣扬他的理念:

《富足》以理性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与地球的发展,在推介将会影响人类未来的科技、方法或政策时,他们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并且也吸收了许多大师级的科学家之观点,在书末也附有大量图表提出证据支持他们的理性乐观。

《富足》提到《世界,没你想的那幺糟》中,市场贸易、专业分工对我们人类的演化有多重要!瑞德里认为,富裕来自于每一个人都为其他人工作。开始于一万多年以前的交换和专业化习性,已创造出集体智慧,让人类生活水準处于日渐上升的趋势之中(请参见〈世界,真的没你想的那幺糟吗?〉)。

那幺,为何我们却对未来感到悲观呢?他们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康纳曼(Daniel Kahneman) 的研究,指出我们都有认知偏误,我们脑袋偏好用省力、省时的方法做判断,因而产生种种偏误。可是,实际的庞大统计数据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和过去的人类历史相比,现今的世界因科技的发展而愈来愈美好。

在探讨科技的未来发展时,《富足》提到了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科技想要什幺》(What Technology Wants)指出,科技的进展速度有时候甚至比科幻小说家预测的还快(请参见〈究竟科技想要什幺?〉)。而科技也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即使有些人因为厌恶科技而逃离到乡间过活,他们的选择也因为科技而可行,否则他们也只是和落后国家的农民一样终日劳动却还困顿。科技确实让我们的人生有了许许多多的选择,如果生在古代,很多今天能受高等教育的有识之士甚至办公室中的白领上班族,不是手无缚鸡之力地被饑饿或疾病无情地淘汰,要不然就是被迫从事自己不擅长的工作到死为止。

《富足》也提到许多革命性的科技,例如3D列印等,将改变未来的创业和工业模式,这可以参考《连线》(Wired)杂誌总编辑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新书《自造者时代:启动人人製造的第三次工业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请参见〈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自造者时代〉)。而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即将被颠覆,新能源与商务、政治、教育的全面革命》(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也更详细提指出,网际网路、绿色能源加上3D列印科技的结合,将产生第三次工业革命(请参见〈革新世界经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富足》之所以理性乐观的其中一个基础是,知识和知识的碰撞,会产生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知识就代表更多的力量!科技改变了教育,过去只能在一流大学听到的课程,现在在YouTube或iTune上也能找到;为了培养解决气候变迁、能源、健康和贫困等重大人类问题的未来科学家,戴曼迪斯还在硅谷创办了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致力于跨学科教学和研究。

《富足》举了不少实例,说明科技未来的可能性。例如,垂直农耕和培养肉未来或许可以养活更多人口;合成生物学未来或许能够让科学家设计出生产生物能源的合适微生物,事实上我就有位同事在从事这项工作;医学的进步让人类寿命愈来愈长。生物医学的进展,也使得一些疾病的机转愈来愈清楚,未来甚至还大可能3D列印出人类的各种器官供移植;网际网路的进步,在一些国家,也产生了更多的政治可能,甚至让年轻人有更高的公民参与……

不仅是科技的进步能让我们能够永续生存下去,政策的进步也是关键。作为和传统赞助艺文活动的老慈善家不同的,科技慈善家想要实际改变世界。戴曼迪斯最着名的事蹟之一,就是创造了科技界着名的X奖项。他在《富足》中指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林白(Charles A. Lindbergh, 1902-1974)当年为历史上首位成功完成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人,并因此获赠奥特洛奖(Orteig Prize)。他认为X奖项就是今天的奥特洛奖。

戴曼迪斯提出X奖项时,还没找到赞助人,其中的X,原本是要换上赞助人的名字,可是后来虽然找到了赞助人,可是那个X在科技界太广为人知了,所以还保留了下来。第一个X奖项是Ansari X PRIZE,赞助首次私人太空旅行,由Mojave Aerospace Ventures在2004年赢得。不过有趣是,在我的领域中,赞助第一家能够用一千镁解出整个人类基因体的Archon X PRIZE,在上个月(8月22日)却因为科技的进展甚至快过他们原先的想像而取消了!

《富足》并非一味地乐见科技之成,他们也讨论了风险和失败的可能。提到这点,就要感叹欧美文化和亚洲文化的差别。我们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可是却还是以成败论英雄。可是美国才真的是不以成败论英雄!平均一个硅谷创业家,倒掉过的公司据说平均有七家!只要有好的主意,失败的硅谷创业家仍有机会东山再起。

这种思维上的差异,让台湾年轻人比较不敢冒险,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有难度的事先扮可爱推辞再说。这也很难怪他们,因为假设有人勇于接受困难的挑战却失败了,是会受到责备的,标準的陪了夫人又折兵。可是在美国,勇于接受高难度挑战而失败的人,有时候反而会因勇气可嘉受到讚扬。所以,容许我悲观一下,可预见的科技突破,未来多半还是会出现在欧美,而非亚洲。

还有个问题却让我不敢太乐观,那就是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愈来愈盛行,以及国家预算的削减,基础研究的赞助也愈来愈少。有些对基础研究不了解的人,以及私人企业的研发能够取代基础研究,或者以为应用性的研究一定比基础研究重要。

今天所有生物科技如生技製药的所有知识皆来自基础研究,过去研究果蝇複眼或背毛发育的科学家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后来才知道在正常的複眼或背毛发育中参与的讯号传递分子原来和癌症或神经疾病的发展有关,他们辛勤的详细研究,让生物医学家有了分子可以设计药物,这就是癌症或神经退化疾病标靶药物的来源,把基础研究的知识应用在临床治疗上就称作转译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 。如果没了那些基础研究,生物医学家恐怕还要多花个十年廿年来能找到那些分子。基础研究实力的削弱,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却会在十年廿年后,拖慢应用科技的进步,因为届时恐怕可转译的材料就更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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